长城永不倒

来源:《万里长城》2004年第4期   发布时间:2013-10-08 14:04:45  阅读:


    我家住古北口外,离长城不很远。
    大概从我记事起,就知道这古老的万里长城。
    “远看长城锯锯齿,近看长城齿锯锯。”这是不识字的妈妈一遍遍教唱的儿歌。可是,这歌儿最初出自谁口?又是怎么流传开的?至今我也不清楚。反正塞外家乡一带几辈人都这么唱;同时我还知道,我张家一辈辈男人大都爬过长城。
    这叫缘分!父亲曾多次这么说。
    当农民的父亲是相信缘分的。他常说,世上的事千回百转,准有它的一定之规。用父亲的粗话说,那叫“该着”。百余年前,我的曾祖父张永,从口里老家逃出来时,朝东北走千余里,一路上那么多阔主儿见他老实能干,都诚心挽留他,他硬是不想住脚,偏偏奔向古北口,爬过长城,可一到长城外的八达营,他多一步也不想走了。这还不是缘分吗?据说,他当时看重了这个村名的传说——“八达”并非指四通八达,而是指早年村中仅有的八个鞑子(鞑靼人)辖制着村民,他们圈占了大片土地,自己却不耕种,奴役着众多当地土人。直至清咸丰年间,曾祖父来到八达营时,村中的蒙古族人仍占半数以上,且又多都不善农耕。老人家当即拿定主意:庄稼人扑奔的不就是土地嘛!死活就站这儿了……于是,他成了蒙古人的佃户。
    做佃户的曾祖父尽管家境贫寒,并没有影响繁衍后代。他娶妻后生养了五个壮实实的儿子,儿再生儿,繁衍至今,我张家已有五支五代的百余口人,是营子里不可小视的一族。曾祖父五个儿子中的二儿子,就是我的祖父张俭。祖父承父业仍然是佃户。但他与上一辈所不同的是,务农之外闲时猎些皮张,然后爬过长城,背到口里换回些棉花和布匹。因为寒冷的塞外从不种植棉花,当然人们更不会织布。祖父为一家人的四季衣着,每年冬春换季前,总要口里口外地跑腾。因此,从我爷爷那辈起,打猎和跑口里,已是我张家不成文的农闲营生。然而,当我记事时,父亲和叔伯们爬长城、跑口里,却要冒着九死一生,像闯鬼门关。
    那时节,家乡热河省已被日寇侵占,强行划归伪满洲国。依照那一纸卖国求和的《塘沽协定》,国民党“中央政府”已默认了长城是“满洲国”的“国界”,关内外中国人过长城隘口,都要办出入境签证。而且,那时的棉花、布匹,已被日伪统制,定为“违禁物资”,携带者一旦被查出,要以“经济犯”论罪,重者杀头或坐牢。可那时,父亲和叔伯们,为一家人的衣着,不得不趁黑夜翻梁过岭,从坍塌的长城豁口处偷偷爬过。这样,他们等于身负两种罪名(“经济犯”和“偷越国境”)铤而走险。因此,从我一记事,父亲每“出远门”,一家人便担惊受怕,心悬半空,坐立不安。我呢,幼小心灵总想像着那长城的“锯锯齿”,怕它真像大钢锯那样,锯割着父亲那流血的心……
    很显然,幼童时期,我对长城是怀有恐惧感的。可是,随着我的年龄和阅历的增长,很快以另一种心情亲近长城了。因为那时家乡一带,曾经有过和正在发生的时局大事,似乎都与长城有关。譬如,二十九军夜战喜峰口,大刀队砍下几百个鬼子的头;宋哲元据守古北口,敌机和大炮把城墙的砖石都炸成粉末,守关将士也不后退一步。黄花川的民众领袖孙永勤,在长城脚下举义旗,拉起五千多人马的抗日队伍,号称“天下第一军”,硬是在长城线上同鬼子拼杀两年多;后来又是八路军的邓(华)、宋(时伦)支队打过长城挺进兴隆,从此长城内外遍燃起抗日烽火……直至我参加革命后,在一个叫台吉营的小山村,学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才懂得了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的博大精深的含义。
    记得,我第一次近距离看长城,是1955年4月,随同原热河省的一位领导进北京。当车子开至古北口的关隘时,我们不约而同地停车观看古长城的遗址。它早已不是我儿时想象中的“锯锯齿”,战乱炸碎了砖石,墙基却是那么宽厚而坚固,基石缝隙处蒿柴、败草丛生,还有早春初绽的羊妈妈花,它们似乎都在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,这里曾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故事。不止是二十九军抗拒日本兵,还有明朝时以抗倭著名的戚家军,也曾在这儿守卫过。自古以来,有多少将军、志士,在长城上写下了自己的历史。当然,我不光是指明长城,也包括自春秋战国以来修筑的历代长城。说也怪,眼前这些苔藓斑斑的破碎砖石,竟能诱发出自己这么多遐想。我仿佛一见如故似的深爱上长城了。
    回到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后,我一有机会下乡,就力争去长城脚下。因为西南五县都有长城。我去过黄崖关下的快活林、跑马场;将军关下的陡子峪、沥水沟。热河省撤销不久,我调到承德报社工作,沿长城走访的机会更多了。罗文峪口、喜峰口、冷口、与抚宁县临界的义院口,我都去过。还多次沿着保存尚好的明长城段落信步游走。我深爱着长城,也喜欢长城脚下村落的风土民情,50年代后期与60年代初期,我曾写过多篇描写长城脚下风情的散文和小说。
    我永远也忘不了1959年阳春三月从飞机上看长城。那是在天津参加完“河北省六级干部会”后回承德。当飞机越过燕山群峰时,我从机窗下望,那蜿蜒蟠伏于茫苍苍山巅的灰黄色的城墙,真像一条欢腾的飞龙。此时此刻,我兴奋不已,真的想到了龙,一条赋予着我华夏民族魂魄的神龙。因为那时我已读过一些史书,我心中的长城已不全是机身下的明长城,我想着始于春秋,继秦、汉、南北朝、隋、金、明等各朝代防御与征战中修筑的诸多古长城。纵观古老的长城修筑史,便是我国中原和北方各民族互相征服、兼并、割据与统一的战争史。堪称一部浩瀚的“巨著”,它不仅囊括了我国古代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建筑、历史、地理等科学奥秘,而那些有关长城的铭记碑文、诗词歌赋、民间传说、楹联匾额、建筑雕刻等,都是我中华文明乃至文学艺术的瑰宝;更重要的是,千古长城还“记载”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,治国安邦方略的得与失,历代朝臣的忠奸,戍边将士的忠勇与怯懦等等,这些正反两方面的、丰富的历史经验,一代代地传承着,汇成我伟大华夏民族的智慧洪流和民族意志、道德与尊严。正像一首歌里唱的:“万里长城永不倒”,最恰当的抒发出我华夏民族腾飞于世界的力量和必胜信念。
    那天,我所以如此浮想联翩,是我在飞机上仍然沉湎于那次会议的良好的氛围之中。那是一次和谐和求真务实的会议,主旨是以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,认真总结“大跃进”的经验教训。看得出,经历一年多的“超英”、“赶美”高热度地放卫星,浮夸、假报愈演愈烈,谁也不愿长久坐着没底轿车走向悬崖边缘,从上到下都开始趋于冷静。事实上,下边的假话和蛮干,多是上边逼出来的。讲真话、干实事才是我们民族务实求进步的好传统。会议开始,被“运动”整怕了的各级书记,多都不敢叫真,我们的地委书记带了头。至今,我还记得他那从心窝里掏出的真情话语:“我们的‘书记’官衔,都不是祖宗传下来的,是我们参加革命、真心为老百姓办事,才当上的书记。大家都应当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讲真话,不怕丢乌纱帽,不怕杀头,不怕去北大荒、老婆离婚……”接下去,他带头讲自己在“大跃进”中的困惑、高指标中的虚假,许多“大办”脱离实际,劳民伤财。而且都言之确凿,有精确的数字和实例。他是一贯注重调查研究的,我曾随他一起下过乡,他确是一位心中有人民、时时想着群众的好公仆。由于他的身体力行,会议开得相当成功,与会者都觉得心亮力足;会后他又扎实地抓落实,使得全地区当年的粮果均获丰收。不幸的是,当年秋天从庐山上刮起的那场风暴,有多少求真务实、正直为民的好干部倒了下去,我们的地委书记自然是在劫难逃。他真的被摘掉了乌纱帽,虽没去北大荒,却被流放到一个县挂职劳动改造。正像后来人们都知道的,伴随着“反右倾的伟大胜利”,极“左”的狂飙重又在华夏大地肆虐,高指标、高征购,使得种粮人饿得无力劳作;再后来,全国性的大饥荒无情地扑来。其因,有天灾更有人祸。
    灾荒期间的1960年6月,作为记者,我又到长城脚下采访。由于营养不良,我拖着两条浮肿的脚,来到沙坡峪村。老支书尹广俊跟我相熟,他不无幽默地嘲讽我:“怎么样?高音喇叭不吹了吧?都怪你们摇笔杆的……”其实,那时的记者们也有苦衷。新闻舆论也是很难超脱时代的大环境的。
    沙坡峪的庄南,约一华里远的山梁上,耸立着墙体完好的明长城。那天早起,我去大食堂喝了一大碗稀稀的菜粥,便闷闷的独自去登长城。我沿着蓬蒿丛生的城墙西行,一直登到峰恋的最高处。我发现城墙的走向多是利用自然地形,随弯就弯,或巧妙的利用悬崖峭壁,以险制塞。我当时想,古人修筑长城尚能依地形求实,因势利导,而我们的建设事业岂能直线腾空……那天因腿肿无力,我走得很慢,也很累,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垛口上歇息、呆想……
    我想到,古来修长城、守长城御敌安邦的无数英雄豪杰,个个都是披肝沥胆,忠心为国,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。秦时的蒙恬,汉时的晁错、李陵、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,宋时的杨业,明时的戚继光等,均博得后人的赞颂。尤其宋名将杨业,绝命雁门关险地的故事,更令人深思。当时流传的“赵家天下杨家将”,全国周知。岂料杨门功高遭忌,雁门关拒契丹之战,潘美、王亻先违约不发援兵,致使杨业孤军战死。你看,国事放在后面,私心放在前面,常是战争或国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记得当时,我还想起明代一守边将领仇鸾。他原为甘肃总兵,因贪虐被刻下狱,后托人以三千两黄金贿赂当朝奸相严蒿,并拜严蒿为干爹。这样他被放出狱又当上宣府、大同总兵,仍守边关。嘉靖二十九年六月,北边外的鞑靼首领俺答,率重兵进犯大同关隘。守关将仇鸾被吓得惊慌失措,不敢抵抗,只好偷偷派出自己的亲信去面见俺答,并贿以重金,求俺答不要进犯自己的防地,而择路转向他处进攻。俺答收了仇鸾的重礼,果然引兵向东,去偷袭古北口。因此关的守关将士毫无准备,结果一败涂地,使鞑靼军得以长驱直入,一路烧杀掳掠,直扑北京城下。当京师内一片惊恐之时,又是仇鸾,此时上疏皇帝,假意表忠心,声言要带兵进京勤王。因为昏庸的嘉靖皇帝不明真相,反嘉奖祸首仇鸾“忠勇”,封他为平虏大将军。可这个贪生怕死的仇鸾,授了高位却按兵不动,直至鞑靼兵将京郊乃至通州、涿州等地洗劫一空,押运着大批男女、牲畜、金银财宝,得意地引兵北退时,仇鸾这才率兵假意追杀。沿路砍杀了七八十个当地百姓的头颅,冒充是鞑靼兵的首级,欺君邀功请赏。这段令人作呕的守关败将的拙劣表演,痛切地告诫我们:假公济私而又独揽大权的人,于国于民非常危险,特别是在国势危急的时候。
    说来也巧。1971年我国发生的“9.13”事件不久,我因事去山海关,住进区招待所。招待所还另设一“北招”,此处幽静,设施也好。管理“北招”的鞠大爷告诉我,在“9.13”之前,林彪一家曾在“北招”住过。于是我好奇地到林彪住过的居室观看,想像着这位“副主席”当时的模样与派头。不过,领袖“接班人”的叛逃,让我这个常人既感到突然又震惊。那些日子里,我脑子稍有闲暇,便翻腾起这一不解之谜。
    招待所距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城楼很近,虽然时已紫塞秋凉,但几乎每天晚饭后,我都披着暮色登临城楼闲步,独自默默地沉思。有时也久久呆望那宽厚的城垣,沿西边山梁逶迤远去。那一晚,当那灰色的城墙快与夜幕模糊一体时,我突然想起长城西去的居庸关外发生的“土木堡之变”,在某些方面有与林彪事件相似之处。
    那是400年前的明英宗时代,朝政由大宦官王振专权。王振是个大奸,他平时常是假心假意讨好皇帝,专会哄上欺下,结党营私,残害忠良。根本不想治国安邦,修边墙加强防备。正统十四年正月,北方日渐强盛的瓦剌部,发兵两万铁骑欲攻北京。先是大同的关防守军失利,请求援兵的“边报”连连飞向北京。王振原本对军事一窍不通,却沽名钓誉想出个让英宗皇帝亲征的办法,希图以此吓退瓦剌兵。他用此法邀功的同时,心中还暗怀着一个更卑鄙的私欲——希望天子这次亲征,能让御驾过他的家乡蔚州(今河北蔚县),借此向乡里炫耀他陪銮驾还乡之一世辉煌。七月十五日英宗率明军亲临大同前线,不料瓦剌军强悍骁勇,明军初战失利,数十万人马急忙撤退。可在撤退中,王振也没忘引导銮驾过他的家乡。当大军接近蔚州时,他又顾虑到天子的随从车马太多,会践踏他家的庄稼。于是又引兵转东绕行。这么绕来绕去,耽误许多时间,当瓦剌军的铁骑追来时,銮驾距怀来较坚固的城堡还有20华里远,便在土木堡被瓦剌军团团围住,兵士几经冲杀无效,终使堂堂的大明皇帝被瓦剌人活捉;王振本人也被愤怒的兵士戳杀。可见,以权谋私的卑鄙小人,终为历史所不容。
    从王振葬身于土木堡,想到林彪自我爆炸于温都尔汗,两者皆是权利与私欲无限自我膨胀之必然。同时,他们的恶行不也能从反面给当权者和后人诸多有益的警示吗!
    那晚,当我夜幕中离开城楼时,一轮橘黄的明月,正从渤海徐徐升起。我此刻胸舒神畅,禁不住哼起唐人徐彦伯的《登长城赋》中的佳句:

古往今来,
岿然陈迹。
 ……
常怀壮士,
永慕忠臣。
经百战之戎俗,
对三边之鬼邻,
徐乐则燕北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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