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名片八达岭

来源:董耀会博客   发布时间:2013-10-17 16:36:50  阅读:


    八达岭长城在万里长城的关隘中,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处旅游胜地。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国际朋友,无论你来自世界哪个角落,只要来到北京,都会到八达岭去看看长城,不然会深以为憾。
    八达岭每天都会迎来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不同肤色的朋友,长城已经成为一条友谊的纽带,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连在一起。截至到2011年底,来八达岭参观长城的世界各国首脑、政要就有近600位。
    八达岭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关沟山谷古道的北口,作为重要的军事关隘,在明代是首都北京的重要屏障。八达岭地理位置非常重要,自古以来就是山西、内蒙、张家口方向进入北京的交通要道。
    八达岭高踞关沟北端最高处,两峰夹峙,一条通关道在中间拓开,关城居高临下,形势极其险要。古人有“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,如建瓴,如窥井”、“居庸之险,不在关城,而在八达岭长城”。明代的《长安夜话》中说:“路从此分,四通八达,故名八达岭,是关山最高者。”可见八达岭的战略地位有多么重要。
    八达岭长城所在之地,春秋战国时期是燕国北境,属于上谷郡所辖。上谷郡因建在大山谷上而得名,2007年在距八达岭长城十几公里的汉墓中,出土了一块写有“上谷王文胜铭”字样的墓砖。
    北方少数民族山戎的一支重要部族,曾在军都山南麓的妫川平原生活了三、四百年。山戎不断越过关沟南下侵扰燕国,公元前663年,山戎再次进攻燕国时,齐桓公曾亲自率军救燕征伐山戎。
    秦汉仍承上谷郡旧制,唐代时属妫川州。后晋石敬塘称臣于契丹皇帝,并向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礼后,割幽、云十六州给契丹,就包括妫川州。此后的一千多年来,八达岭长城所在地先后归属于儒州、镇州、龙庆州、隆庆州和延庆州。辽、金、元三朝的皇帝北上巡幸,曾多次往返关沟,路经八达岭。
    明代的八达岭长城,建筑在海拔600~1000米的山脊上。明初设居庸千户所时,作为军事单位的八达岭,是居庸关千户所的北口前沿阵地,属北平都司管辖。其后驻防于此的部队,曾分别隶属于长城九镇的蓟镇和昌平镇。
    有关长城的古代诗词,也是长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历代文人墨客以长城为内容写下的诗篇更是数不胜数。反映镇守边关将士征战生活的塞下曲、长城诗,在中国古诗歌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和地位,成为万世不朽之诗篇。
    八达岭长城诗作为其中的一枝奇葩,其内容丰富多彩。曾经路过八达岭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旅行家、文学家与商贾行旅,有的惊叹天险,有的欣赏美景,有的忧劳国事,有的吊古伤怀,留下了大量诗篇。
    金朝的刘迎是最早提出“八达岭”一词的人,他在《晚到八达岭下,达旦乃上》一诗中,描写了车马行走关沟的艰难,也写出了自己的心绪。赶车的人一路吆喝,已经筋疲力尽了,牛也困乏了。天已五鼓,终于走过来了,庆幸没出大问题,可是太累了,就用山村中的美酒来慰劳此行的辛苦罢!
    清代诗人沈用济在《登八达岭》诗中写道:“策马出居庸,盘回上碧峰。坐窥京邑尽,行绕塞垣重。夕照沉千帐,寒声折万松。回瞻陵寝地,云气总成龙。”
    诗人策马而行,在盘回曲折的关沟步步登高,登上八达岭处的高山往南一望,京城尽收眼底。徘徊在长城上,依旧思绪绵绵,仿佛可以看见太阳落到遥远的游牧民族聚居的地方。诗人感受到强劲的寒风,吹起松涛像要把万松折断,最后借云气成龙,歌颂圣世。这首五言律诗,写出在八达岭的见闻与感受,气势雄浑。
    八达岭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,很多诗人登上八达岭触景生情,抒发不同的感受。这些八达岭长城诗,直接取材于长城,但其主题却呈现了明显的多样性。从不同的角度,不同的侧面吟咏长城,全方位地反映长城的历史风貌和深刻内涵,是这些诗歌具艺术感染力的主要原因。
    八达岭长城诗既有浓烈的民族性,又深深地植根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厚土之中,具有令人陶醉的魅力和审美价值取向。
    八达岭长城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,原由就在于长城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,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细枝末节都可以在这里得以体现。长城这个巨大防御工程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“非攻”、“非战”的战争选择观,这是蕴藏在长城身后的一种文化思想。
    中国传统文化中,对于选择战争手段解决问题、解决冲突,都是主张“非礼不动”的原则。只有在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,才会采用战争这种极端的手段。
    “非礼不动”的原则,是对选择战争尺度进行有效控制的指导思想。正如《孙子兵法》所讲的“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”,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,不动用武装力量。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,对战争控制的最高目标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
    古人讲非危不战,非危不战是讲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不到战争局势发展到已经严重威胁自己安全的时候,不要动用军事手段去解决问题。
    传统文化强调战而有度,对战争规模、战争的纵深要能够进行理性的控制。力争把战争的时间、规模和强度,都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之内。只求解决问题,而不是要完全地、彻底地给敌方以毁灭性的打击。
    传统文化对战争讲文武并用。战争不仅是军人的事情,更要采取文武并用的手段来解决冲突问题。《吕氏春秋》高度概括了这一思想:“用武则以力胜,用文则以德胜。文武尽胜,何敌之不服!”
   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战争的有效控制思想,是长城防御体系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。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,在传统文化思想受到广泛关注和广泛认同的情况下,中国的古人才会不断地修建长城。这一点,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。
   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征战为荣、推崇武力的文化。他们推崇战争,以战争的手段解决一切问题是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。只有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敛特征,认识中华文化对战争采取遏制的态度,才能真正地认识到长城修建和使用的意义。
   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反对以战争相威胁,一直强调先礼后兵,主张有冲突时力争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。即便是发生了战争,发生了军事冲突,也不要完全置对方于绝境,作战行动要适可而止。所有这些,都是传统文化一直主张、弘扬的内容。
    当然,这些精神并不是始终贯彻在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当中,一旦有了军事行动,军事负责人、指挥人员就有可能用极其残酷的手段,给予对方毁灭性的打击。在中国古代史上,实施残暴手段打击敌方的事件也有很多。
    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,其军队之所以被称为“虎狼之师”,就是因为残酷性和残暴性。如长平之战中,秦国一次性就杀戮、活埋了赵国数十万士兵。当然,这样的事件并不妨碍中国文化的非战诉求方向,并不妨碍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和平、追求少打仗的思想,并不妨碍中国传统文化中非礼不动、非德不动、非危不战的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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