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筑堤坝与修筑长城

来源:董耀会博客   发布时间:2013-10-21 18:25:28  阅读:


    读长城,就如读一部巨书。读书的时候,人专注于书中。读长城的时候,像在聆听古人的自言自语,我习惯了聚精会神地聆听。两千多年来与长城有关系的人太多了,应该给予所有的人以重视。与长城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生命,都不应被忽视。实际上我们在说起长城的时候,被我们忽视的地方还是太多太多了。
    打开尘封已久的历史之窗,让我们看一看长城怎么产生,又怎么运营的,就会发现很多以往忽略了的事情。长城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,是一个大协作的成果,靠少数人完不成这样一个伟大奇迹。在这一点上,长城与治水有着较深的渊源。
    中国古代,大协作在长城产生之前就有很好的基础。大禹治水就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一次大协作。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,面对黄河水患,单薄的个体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解决。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,人类太脆弱了,为了抵御自然灾害,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,使自己变得强大一些。
    西方的诺亚方舟,就是人们面对洪水灾害无能为力之时,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。中国的神话,则是以很多治水成功的英雄和不成功的人物为内容。大禹治水的传说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,这时候的农耕已经进入了锄耕阶段,农业耕作已经由高地转移到平原地区和河边,初步掌握了浇灌措施和技术,这才有了治水的需要。
    大禹治水是一个很大的集体行动。能动员这么多人、这么多力量参加,说明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很稳定有效,也说明禹在当时社会的权力已经很大。《韩非子•饰邪》中记载:“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,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。”对一个前来参加会议的氏族首领可以斩杀,说明禹的权力已经很大。只有在这样的权力基础上,才有可能实现大协作的完成。
    中国长城的修建,也产生于这样一个集权的背景下。秦始皇万里长城的修建,虽然在不少地方利用了战国时期秦、赵和燕长城旧址,也需要动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完成,这样一个整体防御工程的施工,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人力和物力,去做这样一件事情,如果不是秦统一了全国,如果秦施行的不是中央集权,根本不可能完成。
    有的文献说,长城的修建产生于对河流防洪的河堤工程。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,有一点可以肯定,修建长城大型工程的大协作,与产生于防洪工程的大型河堤工程的修建,需要具有同样的实力和有效的管理。
    春秋时期,黄河下游河堤修建已经有不少记录。在今天的豫东、鲁西、晋南等地,当时都曾修建河堤。燕国在易水,魏国在北洛水,齐国在济水也都修建了相当规模的堤防。齐国在平阴抵御来自晋国进攻的时候,就曾利用济水南岸的堤防。正是大禹这样领袖的产生,春秋时期各国继续完善大协作的管理和施工的组织,才为后来建筑长城这样的大工程提供了可能。
    大禹等修防水的堤坝工程本身是为了整体利益,长城的修建也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。大禹通过治水这样的大型工程,为形成更大、更强的部落联盟,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长城的修建,也为中原农耕民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,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    修筑堤坝和修筑长城,都是保护农耕经济的重要举措,都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。对这两类大工程进行有效的管理,具有同样的难度。长城修筑好之后需要守卫,堤坝修筑好之后,也需要维护和巡防,所以明朝负责水利建设的官员,就曾讲过“筑堤如筑边,守堤如守边”。
    把堤坝的重要性与长城的重要性相提并论,因为长城的重要性大家有目共睹。把修堤坝来解决水利问题的重要性,与修长城来解决安全问题等同起来,说明其难度和重要性。修建长城和修建堤坝,都是农耕经济解决来自外部的威胁,而采取的重要行动。修长城解决的外部威胁,是游牧民族骑兵越过长城对农耕地区的抢掠。修建堤坝面对的外部威胁,是洪水给农耕地区带来的灾害。
    长城的修建,有效保障了农耕地区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。堤坝的修建,大大提高了农耕地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,为河道的通畅和农田的浇灌提供了支持。人类只有在生命财产有了保障之后,才能安然地享受春天的阳光明媚,风和日丽。
    为解决来自外部的威胁,不管威胁是自然还是人为,而用无数劳动所堆积起来的集体的力量,去创造一个巨大的工程、去完成一项艰难的工作,都是大协作产生的力量基础。没有对于整体的巨大威胁,也就很难凝聚起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,去创造伟大的工程。
    农耕文化与经济的发展,一直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,但农耕文化一直没有中断。不但没有中断,反而从游牧民族文化中,吸取了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活力的文化成分。游牧民族也为发展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,为中华文明体系不断注入新的生命活力。
    游牧民族在同农耕民族和平交往或南下扰掠过程中,获得了与农耕文明交流接触的机会,使游牧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为游牧民族政权的建立,提供了成熟的管理模式,同时为游牧文明注入了新的精神。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相互影响,不管是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,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发展。
    任何战争对文化和文明来说,都有很大的破坏作用。破坏不一定都是消极作用,有时破坏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长期战争,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打破了农耕文明发展中的消极内容。这种破坏性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推动了农耕文明的提升和进化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中华文明最终从多元而发展成为一体,形成今天的多元一体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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